深夜十一点，林小鹿发来一张照片，办公桌上摊开的文件夹，旁边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，角落里露出半截薯片袋子。配文是三个字，又加班。三个女字

我正准备回她，手机又震了一下,是苏念。

“周末喝酒，老地方，别带你们家那位。”

我笑了一下，手指在屏幕上跳跃：“小鹿也来？”

“她？她上次欠我的酒到现在还没还。”

我们三个人有一个群，群名叫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，小鹿嫌俗气，但一直懒得改，这个群建立于七年前，那一年我们大学毕业，她去了广告公司，苏念考上公务员，我读了研，七年过去，小鹿从文案做到了策划总监，苏念从科员做到了副处长,我从研究生变成了大学老师。

看上去好像都混得不错。

可是成年人的世界,哪有那么容易。

上周二，小鹿在群里发了一条长语音，我还没来得及听，就看到她紧接着又发了一句：“谁也别劝我，我就是想哭一会儿。”

苏念秒回：“哭吧，哭完继续干活。”

小鹿后来告诉我们，那天她被客户第十三次驳回方案，甲方说要“更有感觉一点”，她问什么是“有感觉”，对方说“就是那种感觉”，她说那一刻她特别想骂人，但最终只是微笑着说“好的，我再改改”。

“你知道吗，”她说，“我笑着的时候，牙都快咬碎了。”

苏念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今天我们也开会，领导的意思是要‘再上一个台阶’，我算了算，再上台阶我就得天天加班到十点，小孩怎么办？婆婆已经摔了三次碗了。”

苏念是她们单位最年轻的副处长，也是唯一一个每天六点必须下班去接孩子的副处长，她婆婆逢人就说：“我们家儿媳妇工作忙”,语气里全是嘲讽。

“你婆婆又作妖了？”我问。

“习惯了，有时想想，我工资是她儿子三倍，她到底有什么好不满意的？”

我没接话，我知道苏念不需要答案,她只是需要说出来。

而我呢？我的烦恼大概是最可笑的，暑假，整整两个月，不用上课，不用开会，不用写论文，同事们羡慕得要命，我妈却忧心忡忡：“你一个大学老师，天天在家待着，像什么样子？”

我说我在写论文，她说那你不会去办公室写？我说暑假办公室没空调，她叹了口气：“现在的年轻人，真吃不了苦。”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在她眼里，我永远是个“吃不了苦”的孩子，而在我学生的眼里，我大概是个“只会念PPT”的老古董。

在这样的时刻,我就会想起那个群。

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——这个群名是小鹿取的，当时她喝多了，说我们三个就是一台戏，谁也别想中途退场，七年过去，戏还在唱,只不过从喜剧变成了生活剧。

去年冬天，苏念的妈妈查出癌症，她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我妈住院了，晚期。”然后整整消失了三天。

我和小鹿轮流给她打电话，都没人接，第三天晚上，她终于出现了，发来一个苦笑的表情：“对不起，我没事了，就是需要缓一缓。”

那天我们约在一家烧烤摊见面，苏念喝了两瓶啤酒，突然哭了，她说她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是单位骨干，生了孩子后为了家庭主动退居二线。“她一辈子都在为我爸、为我活，”苏念说，“现在她想吃什么我都给她买，但她什么都吃不下了。”

我和小鹿都没说话，只是陪着她喝,一杯接一杯。

回家的路上，小鹿突然说：“咱们三个之间，谁要是撑不住了，另外两个必须接着，说好了。”

“说好了。”我看着她。

“说好了。”苏念的声音还带着鼻音。

这个承诺从那天起就一直在。

上个月，小鹿的新方案通过了，她兴奋地在群里发了个红包，苏念抢了0.01元，骂了一句“资本主义的虚伪”，然后发了个更大的红包，我抢了十三块钱，心满意足地截图发朋友圈：“被富婆包养的第N天。”

小鹿给我点了个赞，下面跟了一串“哈哈哈”。

有一天晚上，苏念的女儿发烧，她在群里求助，当时已经凌晨一点，我和小鹿几乎是同时回复的：“什么症状？”“去医院了没？”“要不我过去？”苏念说不用了，孩子已经吃了药睡下了，她只是有点慌,想找人说说话。

那晚我们聊到很晚，从孩子的病情聊到婚姻，从婚姻聊到工作，从工作聊到人生，苏念说，有时候觉得自己活得好累，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,随时可能断掉。

“断不了，”我说，“还有我们呢。”

“对，”小鹿说，“我们就是你的保险绳。”

苏念发了一个抱抱的表情。

昨天刷到一个关于“三个女”字的帖子，有人问，三个女字读什么,什么意思。

我查了一下，三个女是“姦”，同“奸”，本义指奸邪、邪恶,古代认为女子过多会生邪恶。

我看着这个解释,觉得很荒谬。

三个女，于我而言，不是邪恶，是支撑，是深夜加班时的问候，是崩溃时刻的拥抱，是凌晨一点的倾听，是“有我们呢”的承诺。

我截了图，发到群里，小鹿回了一个翻白眼的表情，苏念说：“什么封建余孽。”

然后小鹿又说：“不过话说回来，要是没有你们两个，我可能早就疯了。”

“彼此彼此。”我打字。

“嗯。”苏念说。

三个女字，可以是阴谋，可以是祸水，可以是“女子难养也”，但也可以是林小鹿、苏念和我——三个在这个城市里努力活着的普通女人。

疲惫时相互搀扶,脆弱时彼此温暖。

不是邪,是光。